王通把夏、商、西周看作是“天下之治”的理想时代，也就是明王在上、能够施行明王之法的时代。既然儒者做官是为了推行圣人之道，在那个“天下之治”的时代，董常也就不必思考自己“出处”（同“进退”，即做官还是退隐）的问题了，当然，杜淹的“愿执明王之法，使天下无冤人”的问题也就不存在。王通说过：“昔者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王通虽然没有评价杜淹的志向如何，但从其全书的论说逻辑考虑，其意在于：没有明王在上，连孔子都不能推行其道，你怎么执行“明王之法”？

那是一个呼唤明王、需要明王出世、也就真的出现了明王的时代，可惜王通没赶上——大唐帝国建立的那一年，公元618年，王通去世了。又过了十年，一代圣君李世民即位，他的学生们参与了创建与“成康之治”“文景之治”齐名的“贞观之治”。正是因为王通没有参与制定《唐律》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中说》中涉及王通法律观念的内容，多半是从“法理”上讲述制定法律的意义、目的和依据这类话题，涉及处理具体案件的内容较少。

王通的最高理想乃是“至治之代”，即传说中的五帝时期，那时候，刑法高悬于“魏阙”之上，百姓各个循规蹈矩，没人犯法，所以不存在“议事以制”的问题。其次是“中代之道”，即三王时期，有了犯法的人，但处理起来很简单，也就是“五刑”（黥、劓、剕、宫、大辟）。也就是说三王所处的“中代”时期，是可以“议事以制”的，即可以依法议事”。但是，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复杂，因此，退而求其次，那还有一个“七制”时期。王通推崇两汉时期的文、景、武、宣、光武、明、章七帝，为七制之主。把两汉当作自西周以来最值得称道的历史时期，其法制可以成为后世的法则，他说：“舍两汉，将安取制乎？”他以为七制之主可以垂法，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仁也），其刑清（义也），君子乐其道（公也），小人怀其生（恕也）。仁义，好理解；何谓“公恕”？公是公平、公开、公正执法；恕，是宽容、谅解持有不同意见者。王通对七制之主的推崇有理，但对于整个两汉的评价似乎过高，七制之主而外，两汉也有一两个昏庸之主，只能说“七制之主”能够轻省劳役，刑法公正，而使社会的上层（君子）和下层（小人）都相当稳定，奠定了百姓对王朝的信任：“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

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中说》中，有关法律法规的具体执行问题，虽然涉及无多，但也有两条值得注意。其一，王通说：“无赦之国，其刑必平。”这是说，严格按照法律办案，皇帝或执政者不要人为地干预执法，刑罚就一定是公平的，而人们（特别是接近权力中心的人们）也就没有侥幸心理，犯罪率也会降低。王通这句话成为名言，后来一有大赦或特赦令，往往有人引用王通这句话来说明赦免令的危害。但是，王通的这一设想，在专制的皇权时代，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赦之国”和“王法不挠”只能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其二，《事君篇》还说到一件具体办案的事例：陈叔达为绛郡守，下捕贼之令曰：“无急也，请自新者原之，以观其后。”（容其改过，刑之不迟）。王通说：“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穷。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且观其后，不亦善乎？”这是儒家法治观指导下的典型办案实例。这也就是孔子所谓“宽缓”得宜。其中的“信”很要紧，如果不见信用，像汉代李广那样，把已经投降的八百羌人全部杀掉，那就是“一锤子买卖”，永远失去了信任，再也不会有主动归降的人了，尤其是在边疆地区，事关华夷和睦相处，汉族何以取信于少数民族？星象学家说，李广一生的悲剧盖出于此。俗云“人在做，天在看，信哉！”

摘自《山西法治史话》

李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