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与妥协:论刑事判决在民事侵权之诉中的特殊既判力

来源:中国上海司法智库 编辑:牛丰田 发布时间:2018-09-12

周惠   学硕士,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助理。获全国法院系统第27届、第28届学术讨论会二等奖,第29届学术讨论会三等奖,多次执笔上海法院报批调研课题并获优秀奖。

一、缘起与追问: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能否在民诉中重新认定?

社会现实是复杂多变的,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有时会存在重合,某一法律事实可能同时成为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的调整对象,也即传统意义上的民刑交叉问题。民刑交叉问题因涉及实体法和程序法上的诸多因素,成为困扰审判实践多年的顽疾。由于民刑交叉案件在程序上一般奉行“先刑后民”的原则,所以,解决这类问题的难点常常表现为刑事判决生效之后,其在随后民事诉讼中具有何种效力,也即刑事判决的既判力问题。例如:

(一)侵权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与刑事责任能力能否一一对应

案例1:在(2014)金刑初字第718号故意伤害罪案件中,被告人路某经鉴定被确认为精神病人,法院据此认定其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随后,该案受害人沈某提起民事损害赔偿之诉,在民事诉讼中,原告沈某认为刑事判决中已经确认路某患有精神分裂症,法院应根据刑事判决的事实认定确认路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并由其母亲杜某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而被告路某则辩称自己精神状态良好,无需监护人,进而主张其母亲杜某不是本案的适格被告。

(注:路某个人财产有限,故原告寄希望于执行路某母亲杜某的财产。)

(二)在犯罪、侵权两种不同概念体系下因果关系能否认定不一

案例2:在(2009)湛中法刑二终字第143号故意伤害罪案件中,受害人叶某在地下赌场向王某等人借高利贷,后无法归还,王某就纠集同伙找叶某还钱,王某等人将叶某带到郊外树林里逼债,对叶某拳打脚踢,直到叶某答应第二天还钱为止。第二天早上,叶某被发现已吊死在赌场,后经法医两次鉴定,鉴定结论是叶某符合自刺腹部伤后自缢死亡,肋骨多处骨折,全身的软组织挫伤为他人所致的钝器伤,其损伤程度为轻伤。法院经审理认定王某等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在随后进行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就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出现了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依照刑事罪名,王某等人仅应对受害人的轻伤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王某等人应对受害人的死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三)侵权人的主观心态是否应严格依据刑事罪名来认定

案例3:在(2014)金民一(民)初字第2947号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中,两车飙车竞速,后发生碰撞导致两车受损及一名车上人员死亡,肇事者已被生效法律文书确认构成交通肇事罪(刑事法官认为该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和交通肇事罪的竞合,后考虑到量刑问题,以交通肇事罪定罪,但该行为同时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判断并未体现在刑事判决中),就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鉴于保险免责条款仅包括“故意犯罪行为”和“故意行为”,既然本案肇事者已由生效判决确定构成过失犯罪,过失犯罪不属于免责事由,故保险公司仍应承担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飙车行为明显属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的“故意行为”,无论刑事判决中有无提及故意犯罪——危险驾驶罪,保险公司都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类似的案例无不反映了复杂的现实生活与有限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通常的观点认为,刑事有罪判决确认的事实,对于涉及受害人民事赔偿问题的民事诉讼具有既判力。但是,上述案例显示,这一认识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在前述案例中,刑事判决生效之后,在随后进行的民事侵权之诉中,法官能否就侵权人的精神状况等因素作出独立的判断,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刑事判决的既判力,也即对刑事判决已决事实,民事审判能否重新查明的问题。民事法官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如果对刑事判决已决事实一律予以采纳,有可能出现有失公允的极端案例,但是,当他们尝试在民事诉讼中进行独立的事实认定时,往往面临着缺乏法律支撑,甚至损害刑事判决稳定性的窘境。这种深深地无力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立法在刑事判决效力上的缺憾。那么,刑事判决效力在我国法律中是如何规定的?法律适用的难题又该如何破解?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首先应明确的一点是赋予刑事判决对后诉的效力,其目的在于维护刑事判决稳定性,实现这一目的不应以损害民事审判独立性和专业性为代价,如何寻求平衡成为规范刑事判决效力的难点和关键。

二、现行规定及弊端

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生效刑事判决对随后民诉的效力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三条之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须举证证明:(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第五项至第七项规定的事实,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可见,判决中确认的事实在随后民诉中被认为是免证事实。

依据诉讼法理论,国际通行的用以规范判决效力的理论为既判力理论。既判力理论起源于罗马法,在大陆法系国家发展成熟。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用以规范判决效力的制度称谓不同,例如刑诉中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民诉中的“禁反言原则”,但是其功能及内涵与既判力理论大同小异,是罗马法精髓在不同国家不同法治土壤中演变发展而来的产物。本文无意探讨这些具体制度在细枝末节上的差异,而是寄希望于通过比较免证事实与传统既判力要点的区别,发现我国立法模式的弊端,从域外法中汲取经验。

(一)效力形式不同:免证模式有危害判决稳定性之虞

具有既判力的事实认定对后诉起到遮断效力,当事人和法院不得在后诉中作出与前诉有既判力的判断相反的主张或判决;而免证事实属于证据效力形式,对于该类事实还是允许在后诉中进行争议的。这就导致刑事判决中的关键事实允许当事人在后诉中举证予以推翻。在刑事诉讼中,法庭采纳的有关定罪量刑的关键性事实和证据,经过了公检法机关在刑诉各阶段的反复审查,其客观性不言而喻。针对这样的事实,允许后诉当事人再行争执,尤其是允许曾参与刑事诉讼的当事人举证推翻这一事实,会对刑事判决稳定性造成很大危害。例如在案例1中,被告人的精神状况是认定其不负刑事责任的关键,对于该事实控辩双方都进行了充分的举证、质证和辩论,也委托了专门鉴定机构予以鉴定,故该事实不应在后诉中重新争执。

(二)主观范围不同:免证模式对案外人的程序性权利保障不足

既判力只有在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及当事人都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发挥效力,因此主观范围也仅及于刑诉当事人,这一原则也称为既判力的相对性。而免证事实并没有区分主观范围,只要前后两诉存在事实部分的重合,重合部分即对当事人和案外人产生免证效力。刑事诉讼中对某些事实的认定,可能对案外人的利益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刑事诉讼并无相应机制使得案外人能够以当事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并对关系自身利益的事实认定施加影响。例如在案例3中,保险公司无法参与刑事诉讼,故对前诉中肇事者的主观心态无法发表意见,在此背景下,该公司却要受制于前诉事实认定的结果,向飙车竞速者支付巨额保险金,这样的规定不符合程序正义。

(三)客观范围不同:免证模式赋予关键、非关键事实同等效力

判决产生效力的基础在于法院对某一诉讼标的已进行实质审查,并作出终局性的确定裁判,故对同一诉讼标的不允许在后诉中再行争议。关于诉讼标的的最终裁决体现在判决主文部分,故民事诉讼法理论一般认为仅判决主文才具有既判力,判决理由不具有既判力,例如《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99条规定:“确定判决,对主文内容有既判力。”而免证事实模式对于判决主文和理由未进行区分,从《民诉法解释》字面含义来看,已生效刑事判决认定的所有事实均具有免证效力,不区分判决主文和裁判理由,也不区分是否为定罪量刑的关键事实。刑事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出于对诉讼成本的考虑,法庭对于判决理由中的非关键证据并不会投入过多精力,故判决理由中对非关键事实的判断并不一定客观真实,赋予其等同于关键事实的约束力是不合理的。

(四)未区分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效力

依据既判力理论,刑事有罪判决在后诉中具有既判力,但是无罪判决的效力则另当别论。在我国立法模式中,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对无罪判决的效力并无专门规定,但是从《民诉法解释》的文义来看,刑事判决确认的无罪事实同样具有效力。设想一下,在刑事诉讼中因证据不足而做出无罪判决后,又以侵权为由提起的民事诉讼是否应受到无罪判决的约束?民事诉讼能否依据较低的证明标准认定侵权行为的存在?在构建刑事判决既判力制度的过程中,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通过两者之间的对比,可以发现,我国有关刑事判决效力的立法还十分粗糙,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等“疑难杂症”问题,法院在如何对待刑事判决事实认定上往往捉襟见肘。综上,该立法模式有侵犯民事审判独立性和专业性之嫌。把刑事判决中的事实认定作为免证事实,一味肯定刑事判决拘束后诉的效力,无疑会渐渐蚕食民刑交叉案件中民事审判独立思考的空间。例如在案例2中,王某等人是否应对叶某死亡的结果承担赔偿责任是民事审判的范畴,从程序法上看,民刑证明标准不同;从实体法上看,犯罪和侵权适用的因果关系认定标准也不同。因此,根据民诉较低的证明标准,如果可以认定王某等人恐吓、殴打的行为与叶某自杀具有因果关系,就应当把死亡纳入民法中的损害结果。

三、困境的破解:对刑事判决中事实认定效力的再思考

赋予刑事判决中事实认定约束后诉的效力,有利于维护刑事判决的稳定性,避免民刑交叉案件中出现矛盾判决,无论是我国的免证事实模式还是既判力理论,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但是,除维护刑事判决稳定性这一法益之外,民事审判的独立性和专业性也应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护,寻求平衡的过程更像是一场博弈。不过,在我国目前的立法模式下,博弈的一方——民事审判的力量明显弱于另一方——刑事判决,在这种强弱立判的力量配比下,以牺牲民事审判独立性、专业性为代价换取刑事判决稳定性的做法,最终会导致实体上的不公。为破除这一积弊,维护民刑交叉案件实质上的公平与正义,有必要破除现行的立法模式,借鉴较为成熟的既判力理论,同时结合我国国情在既判力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如坚持既判力只有在前后两诉诉讼标的、诉讼请求和当事人都一致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则该理论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将毫无用武之地。故有必要对苛刻的适用条件进行适当扩展,扩大既判力理论的效力范围,以契合民刑不同的诉讼构造。当然,在既判力效力范围扩大之后,为确保给民事审判留出必要空间,又必须承认既判力制度中存在例外,也即对于特定事项准予重新争议。正如我国台湾地区法学家韩忠谟教授指出,法律是规定社会生活的规则,由于事实变化万殊,往往因情节有毫厘之差,则意义迥然不同,是以对于法律关系,一面确立通常适用的原则,一面也应承认在情节变异时,应适用不同的法则,以示例外,前者成为原则法,后者成为例外法。在探讨刑诉判决之事实认定效力时,也应考虑原则法与例外法的关系。由于我国司法传统中一向要求尊重和维护刑事判决的权威性,不宜过多减损刑事判决的效力,故赋予刑事判决以既判力应为原则,特殊情形下免除既判力应为例外。

(一)既判力效力范围扩张

1、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应扩展至判决理由

刑事判决中有关侵权过程的事实认定多体现于判决理由,如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只限于判决主文,可以预见该理论在司法实务中发挥的指导作用将微乎其微,故应将其客观范围适当扩张至判决理由。例如,法国在传统既判力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来了一套独特的规则,称为特殊既判力理论。这一规则明确指出具有既判力的内容包括判决理由中的事实,法国对传统既判力规则的这一改造,极大地扩展了既判力的效力范围,使得后诉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前诉判决。德国学者也认为应当将既判力客观范围予以扩张,当刑事判决理由中的法律关系作为民事判决中诉讼标的的前提法律关系时,该刑事判决的既判力就应当及于民事诉讼。

2、既判力的主观范围应扩展至案外人,但应给予案外人必要的救济途径

传统既判力理论认为只有在前后两诉当事人一致的情况下,既判力才能发挥作用。由于刑诉与民诉当事人范围必然不一致,如不突破传统既判力的主观范围,这一理论将无法适用于民刑交叉案件。例如法国的特殊既判力理论就将判决效力扩展至未参加刑诉的案外人,这是对于传统既判力理论的明显突破。但是,当案外人受制于其无法施加影响的刑事判决时,难免会出现案外人程序性权利受损的后果。故在制度设计时应给予案外人必要的救济途径,例如英美法系中美国已采取“非交互性原则”的变通方式,将刑事判决已决事实的效力范围扩张到案外人,即使如此,已决事实对案外人发生效力的前提是该事实对案外人有利,案外人在民诉中主动援引该刑事判决,否则,案外人不受该事实的约束。

(二)寻找例外的路径:只有对定罪量刑必要、确定的事实才具有既判力

寻找法律所允许的例外,也就是既允许民事诉讼对特定事实进行重新认定,又不至于影响刑事判决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如何实现二者之间的平衡,首先应明确只有对定罪量刑必要、确定的事实才具有既判力。这一点也是诸多域外法所坚持的,例如法国的特殊既判力制度认为对后诉有拘束力的事实必须是为刑事判决确认的,具有刑事性质的事实。所谓具有刑事性质的事实,是指对定罪量刑具有意义的刑事法律事实。无独有偶,英美法系间接禁反言原则的适用条件之一就是要求该确认事实应当经过法院实际审理,并为终局的裁判所确定,并且,该确认事实对于作出刑事判决是必要的,也即关键性事实。反之,对定罪量刑非必要的细节性事实,即使重新评价也不会影响判决稳定性,故不必赋予其既判力。

每项制度都根植于其固有的法律传统和法治土壤,虽然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规定不同,但都实现了对民事审判权独立性的尊重和对刑事判决稳定性的维护,最终殊途同归。比较而言,两者之间的共同点都强调了具有拘束力的事实须得是对刑事判决必要、确定的事实,且经过充分审理的事实。从效果上看,英美法系的间接禁反言原则在刑事判决效力扩张上十分谨慎,即使是刑事判决确认的事实,也常常存在着后诉再行争议的可能。而法国特殊既判力理论通过改造传统的既判力规则,极大地扩展了刑事判决既判力的范围,使得后诉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前诉判决。相比之下,英美法系的间接禁反言原则在我国缺乏理论土壤,法国的特殊既判力理论与我国制度构建方向更为契合。不过,间接禁反言体现出的对程序正义的重视仍值得我们借鉴。

四、新制度的构建

——特殊的既判力规则

为弥补立法缺憾,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民刑交叉难题,我国应构建完善的既判力制度,其中,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刑事判决对随后民事诉讼应发挥特殊的既判力。具体规则构造如何,笔者拟从既判力范围和判决种类两个角度分述之。

(一)特殊既判力的范围

1、主观范围

既判力主观范围是指判决对哪些主体具有实质确定力。传统的既判力主观范围仅包括当事人,在特殊既判力规则中,刑诉当事人当然仍受既判力的约束。这是因为刑诉当事人在前诉中已充分参与言辞辩论,故不应允许其在后诉中提出与前诉矛盾的观点,当然也不能举证证明相反事实。

特殊既判力的主观范围还应包括刑诉案外人,但是,出于保护案外人程序性权利的目的,应给予案外人必要的救济途径,即案外人在后诉中对特定事实提出异议时,应允许其举证来支撑其观点。当然,为确保刑事判决之稳定性,允许争议的事项应控制在对民事法律关系认定至关重要而对刑事判决影响甚微的范围内。至于哪些方面允许刑诉案外人提出异议,本文将在客观范围部分详细阐述。

当民事法官就争议事实开展实质性审理之后,还会涉及一个新问题,即争议事实的举证责任问题,是应当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由案外人就推翻原判决事实认定承担举证责任,还是按照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延续原有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这一点尚存在争议。本文认为,既然既判力不及于该争议事项,那么刑事判决中的事实认定也不再具有优先效力,故不应先入为主地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应当赋予原被告平等的诉讼地位,延续原本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由双方就待证事项重新进行举证和质证。当待证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由负客观举证责任的一方承担诉讼不利后果。

2、客观范围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是指判决对哪些法律关系具有既判力,也即哪些事实具有拘束后诉的效力。传统既判力客观范围只及于判决主文,特殊的既判力制度应扩张至判决理由。同时,由于刑诉当事人在前诉中已获得充分审理的机会,故在民事侵权之诉中不仅不能对判决主文提出质疑,对判决理由中的事实认定也不得做相反争论。但是,对于案外人,则例外地允许其就判决理由中的某些方面予以争论,法院可以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重新进行事实查明。当然,对定罪量刑必要且确定的关键证据和事实,在后诉中具有绝对既判力,即使是案外人也不得再行争议。

允许案外人提起争议的事实一般为对刑事判决定罪量刑影响不大的事实,或是在民刑交叉视野中因法律思维不同而认定结论不一的事实。这两类事实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可以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侵权人的主观心态。侵权人的主观心态在刑法概念体系中属于犯罪的主观方面,分为故意和过失;而在民法的概念体系中一般称为过错,也包括故意和过失。民法对故意和过失的区别并不十分关注,一般而言,“重大过失”及以上的过错就能成为当事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前提;而刑法更关注故意和过失的区分,并以故意为主要的规范对象,故意和过失一念之差,罪名迥异。因此,一律依照刑法中的罪名来确定侵权人的主观心态有失偏颇,例如案例3中,如严格按照刑事罪名来确定侵权人的主观心态,保险公司则需要为肇事者买单,承担巨额赔偿。但是,假设该事故并未发生重大危害后果,行为人飙车竞速行为仅构成危险驾驶罪(故意犯罪),依据罪名,侵权人的主观心态为故意,则保险公司依据免责条款可以免责。对于主观恶性更大的行为保险公司反而要为其买单,这种逻辑上的悖论揭示了一味迁就刑事判决、放弃民事审判独立事实认定权的恶果——实质不公,长此以往,无异于饮鸩止渴。可见,在民刑不同的概念体系之间,此“故意”非彼“故意”,以民法视角重新审视侵权人的主观心态,不仅十分必要,也不会影响刑事判决的稳定性。

(2)侵权行为的损害结果与因果关系。受刑诉民诉证明标准差异的影响,某些案例中的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也存在着重新认定的必要。其一,刑事诉讼采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而民事诉讼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故在刑诉中不能认定某损害结果与犯罪行为具有因果关系的,不代表在民诉中依据较低证明标准不能作出有因果关系的认定。其二,刑法中主张无罪推定,当因果关系难以确认时,就认为没有因果关系;而民法中可以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在此情况下,被告要对不存在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如举证不能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其三,在财产损害案件中,民诉与刑诉对财产损失数额的计算也有不同。例如,在商标侵权案件中,侵权损害数额可以由民事法官根据案情酌定,但侵犯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中,由于不同的数额将对量刑产生重大影响,故需要严格限制法官的酌定行为,非法经营数额的计算标准已由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综上所述,刑事判决与民事诉讼中对因果关系和损害结果的认定有可能不一致。

(3)受害人过错。在刑事诉讼中,受害人存在过错的占很大比例,尤其是临时起意冲动伤人的情形。但是,依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受害人过错并不是减轻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法定理由,也就是说,受害人过错对被告人定罪和量刑影响十分轻微。因此,刑事法庭对于查明受害人过错并不重视。相反,在民事侵权之诉中,受害人过错本身就是减轻侵权人民事责任的法定理由,侵权人往往会围绕受害人过错进行举证,故受害人过错是民诉中必须查明的事实,对于最终的判决结果至关重要。因此,对于刑事判决中受害人有无过错,没有必要赋予其既判力,应当允许民事法官在民诉中重新查明。

(4)财产权的归属。民法相比于刑法,具有其独特的立法目的和价值追求,民法趋向于个人权利的保护,而刑法侧重于社会利益的保护。二者之间无论是基本原则还是具体规则,都存在较大差异。其中,财产权作为民法权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事诉讼中一般为必须查明的事实,而刑法侧重于犯罪行为的可罚性考量,主要是从被告人行为的角度查考“罪与非罪”界限。例如抢劫罪案件中,只要实施了抢劫行为,即构成犯罪,而不论所涉财物的权利归属;再如挪用资金罪案件中,只要被告人及时归还被挪用资金,即不构成犯罪,而归还资金是由被告人本人进行还是其家人、朋友代为进行,对审判结果本身并没有影响。因此该类事实不属于对定罪量刑必要的事实,即便刑事判决已对该事实作出认定,对后诉也不具有既判力。

(二)判决种类

由于刑事判决分为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有罪判决的作出固然要符合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但是无罪判决的作出并不是完全排除疑问的,例如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根据“对定罪量刑必要、确定事实在后诉中才具有既判力”原则,存疑判决中的事实认定不具有既判力,故有必要把有罪判决和无罪判决分开论述。

无罪判决的效力则应依据判决种类作出不同区分。无罪判决分为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无相关行为的无罪判决,以及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无罪判决。首先就证据不足的无罪判决而言,由于民事审判和刑事审判证明标准不同,在刑事诉讼中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证据,在民事诉讼中有可能符合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故应当允许民事法官就有关民事赔偿的事实作出独立认定。在后两种无罪判决中,相关事实的查明是无罪判决的前提,故这两类无罪判决中的事实认定应具有既判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针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无罪判决,其中有关被告人行为之情节、危害程度等事实认定对后诉具有约束力,确定民事赔偿范围时应以此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