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连杰:表意瑕疵视角下除斥期间规则的构建与适用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编辑:牛丰田 审核人:高鹤 发布时间:2019-10-08

在存在重大误解、欺诈等表意瑕疵时,存在表意瑕疵的一方当事人往往被赋予撤销权,但撤销权的行使受制于除斥期间。《民法总则》第152条确立了关于表意瑕疵情形下撤销权的新规则,区分重大误解和其他表意瑕疵,规定了3个月或1年的主观除斥期间,同时规定了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在这一规范变迁的背后,有以下问题亟待澄清:第一,除斥期间规则背后的考量因素究竟为何?第二,在民法典编纂的视野之下,将来的除斥期间规则是维持现状,抑或作进一步改造,以臻于完善?第三,在解释适用上,除斥期间规则与诉讼时效规则存在何种关系?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尚连杰在《表意瑕疵视角下除斥期间规则的构建与适用——以<民法总则>第152条为中心》一文中,从本土规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入手,提炼出构建规则时需斟酌的因素,为《民法总则》第152条的解释与再造提供借鉴方案。

一、除斥期间的类型构造与利益衡量

诉讼时效制度偏向当事人双方利益的衡量。相较而言,除斥期间的首要功能是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明确性价值,保护公共利益,少数情况下涉及债务人保护。但这一判断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的除斥期间类型(见表1),除斥期间所服务的目标并非一元,也未必以法的安定性为主导。混合的除斥期间更侧重当事人利益。

配置撤销权除斥期间时,关键需要考虑的是:法的安定性价值应在何种程度上予以实现以及应如何兼顾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保护这一给定的前提之下,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中对私人利益的平衡又有所不同,因而有必要设置更为细致的具体规则。

二、《民法总则》第152条的体系构建

(一)对统一主观除斥期间的质疑

《民法总则》第152条对不同表意瑕疵类型下的主观除斥期间作了区分对待。但对于主观除斥期间应否予以统一,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仍需进一步辨明。

从立法例上看,采取统一主观除斥期间的立法例不在少数,如法国、意大利、瑞士。除斥期间的长短以及是否统一并非价值无涉的纯粹技术问题。当事人的可归责性与保护必要性的差异,应该反映在具体的除斥期间规则设计上,从而体现法律上的不同价值评价。

此外,在欺诈与重大误解之间,其实还隐藏着“过失误导”这一表意瑕疵的类型。虽然在理论上有将其纳入重大误解进行规范的可能性,但在除斥期间的设置上,应有所区分。《民法总则》中未予明示,有待完善,应区分欺诈、过失误导和重大误解三种情形(见表2)。

(二)除斥期间规则的精确化配置

《民法总则》第152条采取了“主观除斥期间+客观除斥期间”的立法模式。这种“结合”在比较法上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情况(见表3)。

显然,我国立法模式更接近德国法。但相较而言,《民法总则》第152条采取3个月的主观除斥期间外加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更具可操作性。同时,也可以发挥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的“组合优势”,而非必须二择其一。此外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也有可供借鉴之处,即对重大误解和欺诈、胁迫等情形下的撤销权除斥期间作区别对待。在重大误解的情形,表意人作为撤销权人的保护必要性比较小,客观除斥期间也不宜过长,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规定,自意思表示后,撤销权经过1年而消灭。

此外,对于主观除斥期间的起算点,为了保护撤销权人的利益,在对“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的解释上,应认为知道撤销事由涵盖了知道撤销相对人。再者,对于受胁迫情形下表意人的撤销权,在胁迫行为持续5年以上的情形,受胁迫人仍需法律的特别保护,应采取“目的性限缩”的方法,不适用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

综上,在表意瑕疵场合,针对撤销权所创设的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安排如表4: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总则》第152条规定的只是关于私法领域的基本规则,并不排除在特别法上对除斥期间作特别规定。

三、《民法总则》第152条的解释适用

在对《民法总则》第152条的解释适用上,应区分混合的除斥期间与纯粹的除斥期间。

(一)除斥期间规则的自治空间

当事人可否约定延长或缩短表意瑕疵情形下的除斥期间?除斥期间的缩短仅会对权利人不利,而对于义务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并无妨碍,并无绝对禁止的理由。但是,延长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常常会触及第三人利益,对此亦须关注。对于主观除斥期间而言,其作为混合的除斥期间,更偏向于对当事人利益的衡量。因此,对主观除斥期间,可赋予其“任意性”,允许根据当事人约定进行相应地缩短或者延长。当然,约定延长的最长限期应受到客观除斥期间的限制。对于客观除斥期间而言,对其缩短,实则也并不违背客观除斥期间的规范目的。

概言之,《民法总则》第152条表现出“半强制性”特征:第1款中的除斥期间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作相应的延长或缩短;第2款中的除斥期间允许被缩短,不允许约定延长,从而有利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二)诉讼时效规则的类推适用

从实证法来看,《民法总则》第199条规定,除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规则。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释义来看,除斥期间也没有中断的可能性,一般也不会发生中止。实际上,《民法总则》第199条忽视了除斥期间存在复数类型,这一特点决定了其不适宜用统一规则予以规范。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释义采用了“一般”的表述,也隐含了“例外”情况下可以发生中止。从学理上来看,如果认为撤销权的行使期间是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期间,因而不适用停止和中断的规定,纯粹是概念法学。

从比较法上来看,当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在个案中适当时,诉讼时效停止的规定可适用于法定的除斥期间。《民法总则》第195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是否可准用于除斥期间?作为中断事由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在除斥期间中并不存在,因为仅就撤销权的行使而言,撤销相对人并无需履行的义务。而对于“提起诉讼或仲裁”这一中断事由,其作用在除斥期间中与在时效制度中类似。如解亘教授所言,此时事实关系的暧昧化进程虽然停止,但事实关系并未得到澄清。将其作为中断事由是不恰当的,作为“进行的停止”事由才更为合理。因此,在我国,对于受欺诈、受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1年的主观除斥期间虽可准用诉讼时效的规则,但无论是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事由,应仅可发生除斥期间中止的效果。之所以不能发生中断的效果,是因为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义务人履行义务这些中断事由并不存在于撤销权的行使之中,这是由撤销权与请求权的性质差异所决定的。此外,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不应适用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因为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中,涉及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的权衡,利益的天平本就已经向表意人作了倾斜,无需再准用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强化对表意人的保护。

【作者】尚连杰,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