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用法治方式救助弱势群体

来源:本站 编辑:田林金 审核人:高鹤 发布时间:2020-03-19

作者简介:郭相宏,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省法学会法治教育研究会会长,太原科技大学法学院院长。

3月14日,国务院作出《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方案》,对于因疫情影响而造成监护缺失的儿童进行专项救助。救助范围包括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确认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离观察,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防疫抗疫工作需要以及其他因疫情影响不能完全履行抚养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

国务院印发的这个工作方案,具有比较明显的针对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疫情发生以来,媒体报道了几起因监护人缺失而发生的极端事例。

1月24日,湖北黄冈市农户鄢某因新冠疑似病例而被收治隔离,留下17岁的脑瘫儿子独自一人在家里。1月29日,其子因缺乏照顾而饿死于家中。

2月24日,湖北十堰市某社区工作人员上门进行例行防疫排查时,意外发现71岁的屋主在家中病亡已经几天。老人6岁的孙子独自在家守着爷爷的尸体,靠吃饼干度日。

一、谁来救助孩子?

因疫情影响,个别儿童因为各种原因,父母等法定监护人不在身边,或者父母不能尽到照顾孩子的义务,导致孩子的监护缺失。这种情况,引发了一些孩子饿死等极端事例,对此社会反响很大,政府也采取了相关措施。

国务院印发对于因疫情影响而造成监护缺失儿童救助保护工作方案,显然有很强的针对性。各地出现的这些极端事例,因为遭受不幸的都是儿童、病患等弱势群体,他们缺少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由于监护人的缺失而导致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是孩子和家庭的极大不幸,也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心理底线。

就在国务院发布对缺失监护人的儿童救助方案的同一天,3月14日,湖北孝感市某社区某楼栋发现一名一岁半的男婴死亡。其母患有精神病,已被警方带走调查,死亡原因官方尚未公布。据小区保安等知情人说,孩子是被饿死的。

于是,有人在讨论,孩子的监护人该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有人说,如果孩子的母亲故意不给孩子吃饭导致孩子饿死,那应该构成间接故意杀人;有人说,如果孩子的母亲因为精神病发作而不能履行监护职责,则其母免责,而应追究其父亲的法律责任,其父或许构成遗弃罪;有人说,如果其母是精神病人,则应由其母所在地的有关组织(如居委会、村委会、民政部门等)来担任监护人……

从有关部门法的规定来看,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们如何防止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呢?

应该依靠法治方式来救助弱势群体。

衡量一座城市的治理水平,眼光不能只盯着GDP、城市建设、高楼大厦,更要看弱势群体的尊严能否得到尊重,鳏寡孤独的生活能否得到保障。一个文明程度越高的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同情就越高。弱势群体的利益是否得到应有的保护、生活是否得到基本的保障,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建设水平的一个标准。

二、立法对特殊群体的保障

我国《宪法》规定了对特殊群体的生活保障。宪法中的特殊群体包括:(1)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2)残废军人;(3)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4)老人、妇女、儿童。这几类群体,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弱病残”,由于身体、年龄、健康等原因,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比较低,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

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这一条属于社会保障条款,目的在于通过国家和社会的帮助,给特殊群体提供最低的生活保障。对于“老弱病残”这一特殊群体的照顾,反映了一个国家立法的理念和治理的水平。

从各国宪法和国际条约的规定来看,家庭、婚姻、母亲、少年、儿童也应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和儿童。”应当指出的是,对于老人、母亲、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主要是基于这一类群体在生理、身体、心理等方面处于人生的特殊时期,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在经济能力、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等方面难以自给自足。同时,这些群体还有着一些特殊的要求,应当予以满足。例如,老年人大都不具备完全的劳动能力,经济自给能力不足,身体状况下降,体弱多病,容易孤独等等情况都需要在物质上、精神上给予特殊的保障和关怀。

“养儿防老”的观念至今在很多地方仍然根深蒂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没有发达的社会保障体系,晚年生活必须依靠子女才有保障。面对老人跌倒不敢扶这样的现实,与其从道德上指责“老人变坏了”还是“坏人变老了”,还不如加强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使其跌倒就医后没有后顾之忧。

对儿童、少年的特殊保护体现在要给未成年人提供身体发育和健康成长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为他们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使其接受良好的教育,接受法定的义务教育,以保障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心智健全。同时,禁止虐待未成年人,禁止在精神上威胁、恐吓、教唆未成年人,禁止使用童工。

三、实现弱势群体的法律保障全覆盖

与宪法规定所保障的特殊群体的范围相比,我国《社会保险法》的保障范围则比宪法的范围要小。《社会保险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社会保险法》主要规定了五类社会保险,即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对于儿童的社会保障,该法并未涉及。

通常情况下,儿童的生活主要由其父母或监护人来负责,宪法规定了父母有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民法总则》在自然人一章中专设监护一节,对于未成年人的教育、生活及监护作出了详细的规定。但是,《民法总则》 没有规定由于特殊原因监护人缺失而不能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形。这次疫情中出现的监护人因被隔离,或不能返乡等原因,临时不能照顾被监护人生活的现象,都属于这种情形。

其实,按照《民法总则》的立法精神,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以由有关组织来临时担任监护人。有关组织包括: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门等。湖北十堰那个爷爷死后几天独自一人在家的6岁男童,在其父亲返回期间,就是由社区安排工作人员照顾其生活,起到了临时监护人的作用。

此次疫情发生,使得一些平时原本就处于弱势的群体面临着更大的困难。例如,对于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老年人、残疾人、困境儿童、留守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等,民政部门尽量做到在特殊时期保障他们的生活。只要能够记录在案,一般而言,都可以受到不同程度的照顾。

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在不能到校上课的情况下,由于所在地区网络不发达,陷入了上课难的困境。究竟有多少孩子因没网而不能上课,我没有见到准确的数据,但是这个数量肯定会很大。据统计,截至2019年6月,中国互联网普及率是61.2%。全国有5.41亿人不上网,称为“非网民”。其中,非网民仍以农村地区人群为主,农村地区非网民数量约为3.4亿,占比62.8%,而城镇地区非网民占比为37.2%。对于没有网络的地区,孩子们的上学上课如何进行?教育是等不起的事业,不能让孩子们浪费大好时光。

还有一些特殊群体,例如,盲、聋、哑适龄儿童的教育问题。他们不能聚集上课,网络课堂可能不适合他们,怎么解决他们的上学、上课问题?还有那些因封城而滞留武汉导致生活无着的外地人。从全局看,他们或许是少数中的少数,少到几乎没有人关注、没有人发声。然而,社会保障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公益事业,越是对“小众”弱势群体的保障,越是考验我们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工作是否到位。

而疫情的发生,却使另一部分原本并不弱势的人陷入困顿。例如,很多养殖户因断粮断药,只能眼看着自己养的鸡被饿死;海南瓜农遭遇销售难,只能任凭瓜果烂在地里;因疫情防控不能迁徙导致蜜蜂大量死亡,蜂农生活困顿……疫情之下的很多情势确实出人意料、猝不及防,也反映出我们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薄弱环节。这些看似个别的意外情况,其背后隐藏着很多人甚至一个行业的窘境,都是今后社会保障法治和相关制度建设应当补齐的短板。

从当前而言,越是特殊时期,越是要照顾好弱势群体。从今后而言,越是弱势群体,越是要得到全方位的法律保障。

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一个都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