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静:刑事案件“云庭审”的问题及回归

来源:上海市法学会 编辑:田林金 审核人:高鹤 发布时间:2020-06-11

作者简介:陈静 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内容摘要

“云”庭审是由现代信息化建设衍生而来的产物,是“智慧司法”建设的有效尝试,尤其在面临重大疫情与公共危机导致诉讼主体难以同时处于同一物理空间的情形下,“云庭审”则凸显出了其必要性。基于当前疫情防控背景的考量,不宜将刑事案件一律中止或延期审理,采用“云”庭审是可行出路。当然,有必要根据案件的难易程度、是否涉及多被告人等因素区分适用“云”庭审的案件类型。从本质上而言,“云”庭审并未背离刑事诉讼亲历性原则,不会给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产生实质性影响。对于实践操作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障碍,需以严格的技术标准为后盾保障,实现庭审前、庭审中以及庭审后的全流程技术支持,并赋予当事人以申请法律援助、提出异议等救济权利。

关键词:疫情防控刑事案件  “云”庭审   亲历性原则  技术标准

一、问题的提出

尽量避免人员集聚,以减少疫情扩散传播的可能性,是对每一位公民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全民参与疫情防控的公民责任的体现。在这一特殊时期,为配合疫情防控工作,司法工作自然也会受到疫情背景的影响。但是,考虑到司法工作的时效性、严肃性与社会影响性,对于疫情防控期间仍处于司法程序的案件,或者在疫情防控期间发生的案件,如果一味地以疫情防控要求为由而将案件搁置或者拒绝审理,抑或一律将案件做延期审理、中止审理的处理,不仅从长远角度而言,会造成今后积案,加剧案多人少的压力;从最近的影响来说,也会导致疫情期间已经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为案件的延期审理、中止审理而出现超期羁押的情形,这就有可能使得一些轻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因为疫情的原因导致审前羁押的期间超过日后经审判应当被判处的刑期,显然是有违公正的。

对此,以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为支撑,以远程视频的方式(“云”庭审)开庭审理刑事案件成为司法机关在当前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理性选择。2月7日,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就通过远程视频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防疫物资网络诈骗案。这种让位于各地的法院、检察院、辩护人、被告人“四点连线”进行线上审理刑事案件的审判特色,不仅符合当前疫情防控的要求,有效避免了由于当事人聚集而带来疫情传播扩散的可能风险,也保障了刑事诉讼得以在规定的期限内进行。从应然角度讲,充分运用现代信息化技术,通过互联网庭审系统开展诉讼活动,可以说是当前疫情防控背景下更为人性化、更为高效的方式选择。这种庭审方式的创新是不断推进司法智能化、信息化进程的重要体现,尤其在当前疫情防控背景下,规范运用互联网庭审系统开展“云”庭审及其它诉讼活动,也是对提高司法效率、优化诉讼效益的有益探索。

但在肯定司法智能化、信息化创新的同时,考虑到司法工作的特殊性,“云”庭审也面临着诸多疑问。比如,在疫情防控期间,对案件中止或者延期审理会带来超期羁押问题,那如果运用“云”庭审,是否可以适用于在此期间的所有案件?“云”庭审使得法院、检察院、辩护人、被告人分处四地,是否又与审判的亲历性原则相背离?还有“云”庭审过程中,举证质证以及辩护环节的权利保障又是否会受到冲击?这些疑问值得我们去做进一步思考,我们也有必要为“云”庭审找寻理论上的支撑,并予以积极地回应。

二、“云”庭审的理论基础及现实必要

(一)司法智慧化、信息化建设的应然产物

在网络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现阶段,司法工作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智慧司法”建设是司法领域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体现。尤其是近年来,全国法院顺应互联网时代司法与网络融合发展的大趋势,大力推进“互联网+审判”,打造出司法网拍、道交纠纷一体化平台、互联网法院等依托PC互联网的一系列司法“金名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采用视频方式推进审判活动的“云”庭审,也是司法智慧化、信息化建设的应然产物。对此,除了近期江苏省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以远程视频形式开庭审理防疫物资网络诈骗案引来广泛关注以外,值得一提的是,以“云”庭审方式进行刑事案件审理的例子,在其他地区也已有探索。早在2007年,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便通过“云”庭审的方式对一起盗窃案进行了审理,该案成为我国“云”庭审的首例。再如,浙江省的温岭法院从2010年开始,便就着手建设看守所远程视频法庭;2014年6月,温岭法院被正式确定为台州法院系统首个“云”庭审试点单位。2018年1月,上海市闵行区检察院驻北新泾监狱检察室与铁路中院、北新泾监狱运用远程视频技术联合对一名“三类罪犯”李某某的减刑案件进行了公开“线上”庭审。目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更进一步发展,加之司法改革的趋势,我国更是审时度势在杭州、北京、广州等互联网产业较为集中的地区建立起互联网法院。互联网法院的设立是司法主动对接网络强国战略、服务互联网经济发展的时代需要,体现了改革的责任导向。这种以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推进司法工作的“智慧司法”的发展,显然是顺应当前互联网时代发展的应然之路。

(二)公平正义实现的及时性、高效性主张

公平正义是一切法治实践活动的根本准则,是长期以来法治实践苦苦探寻的价值追求。而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则需同时满足形式与实质两个维度。从法理上而言,法为国之重器,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实质的正义要求司法工作者时刻坚守罪刑法定的边界,在案件办理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当然,司法从标准上来讲并不能精确到用具体的数值去衡量,司法也不必要这么做,但裁判是否公正是人的一种心理感受,我们毕生所追求的公正,也不仅仅在于符合法律的规定,还应在此基础之上让人们获得内心的公正感。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实质的正义还必须要以看得见的方式来加以实现,这就使得程序公正以及注重司法及时性显得尤为重要。换而言之,司法活动公平正义的实现离不开诉讼活动及时高效的开展。在当前疫情防控形势如此严峻的背景之下,尤其对一些妨害疫情防控工作案件的处理,则更需体现诉讼的及时性以及高效性,以充分体现打击发国难财、妨害疫情防控工作秩序等犯罪的严厉性与威慑力,从而起到稳民心、预防潜在犯罪的作用。从这一层面上而言,重视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对审判活动的推动作用,通过“云”庭审的“线上”形式促进审判工作的进行,有利于审判工作质效的提高,有利于“让公正以看得见的方式被实现,是司法根本价值与现代技术嫁接的初心”。对此,通过“云”庭审的方式来处理在此期间的案件,是司法活动兼顾效率的体现,契合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三)司法便民原则的必然要求

案多人少是长期以来困扰着司法机关的难解之题,而这一现状又会表现出立案难、执行难等一系列连锁反应,以致于人民群众的诉请与权利难以得到伸张。基于此,我们不得不去思考司法该如何为民、如何便民的问题,以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新要求和新期待。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在2014年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司法便民利民工作的意见》,该意见强调要牢牢把握“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主线,建立健全司法便民利民工作长效机制,具体对诉讼服务平台建设、立案登记制度、案件繁简分流工作机制等提出了要求。司法便民成为现今司法工作所必须坚持的原则,而要将司法便民的原则化为实践的推动力量,则离不开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加持。尤其在当前疫情形势严峻的背景之下,借助现代网络信息技术推进司法工作的开展,通过“云”庭审的方式让处于各地的诉讼主体参与到诉讼当中,既符合防控疫情减少人员流动聚集的要求,也保障了诉讼活动如期进行,减少积案,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契合司法便民原则的精神。为了在疫情期间进一步落实司法便民,最高司法机关在近期也作出了不少指示,比如两高两部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指出,除依法必须当面接触的情形以外,尽量采用书面审查的方式,必要时也可以采取视频等方式讯问;再如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刑事案件办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中,也提出在疫情防控期间应以案卷书面审查为主要方式,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诉讼参与人以及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等可以采取电话或者视频等方式进行,以减少人员流动、聚集、见面交谈。以上文件均是立足于疫情防控背景所做出的重要指示,不论是书面审查,还是视频方式,目的都是为了配合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将司法便民原则落到实处。

三、实践中刑事案件“云”庭审的疑问及破解

(一)以中止或延期审理方式处理疫情期间案件带来的问题及回应

出于疫情防控的考虑,为了降低面对面庭审时人员聚集带来疫情交叉感染的风险,有观点指出,可以采用“中止审理”或者“延期审理”的方式进行处理。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中止审理”或者“延期审理”的处理方式并不能适用于疫情防控期间的所有案件,适当采用“云”庭审是有必要的。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出于惩罚犯罪及时性的考虑。对触犯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条文的行为进行及时准确的处理,是刑事司法惩罚犯罪的基本要求。尤其对于疫情防控期间所产生的妨害疫情防控工作犯罪而言,快速有效地打击惩罚该类犯罪,有利于达到以儆效尤,预防犯罪的效果。因为惩罚及时有助于促使犯罪人感受到自己的犯罪行为与因犯罪行为而带来的刑罚之间的联系。根据费尔巴哈的心理强制说,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人的犯罪行为是经过心理权衡的结果,当实施犯罪可能带来的惩罚(“不快”)远远大于当前犯罪带来的“快感”,犯罪人便会选择不再犯罪;反之,则步入犯罪的深渊。从预防犯罪的角度来讲,如果不及时惩罚犯罪,犯罪带来的“快感”与受到惩罚的“不快”之间的联系会因时间的推移而让犯罪人的感受变浅。正如贝卡利亚所言,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系的刑罚概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推迟刑罚只会产生这两个概念分离的结果。对此,如果将疫情期间的案件一律采取“中止审理”“延期审理”的方式,刑罚的不及时会导致刑法犯罪预防的效果难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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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止或者延期审理可能造成的超期羁押结果不符合公正的要求。涉嫌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在被审判之前通常会被采取强制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际上是已经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那么,在疫情防控期间,由于病毒的传染性之强,而疫病治疗又缺乏有效可行的药物,疫情在何时能得以完全控制是目前所无法推测的。如果对疫情防控期间的案件一律采取延期审理或者中止审理的处理方式,则很有可能会产生长期羁押甚至超期羁押的结果;尤其对于短期犯而言,如果疫情一直未能得到控制,面对面的庭审一直无法进行,因中止审理或者延期审理而导致的审前羁押期间甚至超过了日后应判处的刑期,这显然有违刑法保障公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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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止或者延期审理会加剧日后审判压力,有必要适时采取“云”庭审,缓解办案压力。案多人少是一直以来的司法现状,如果对疫情防控期间的案件还一律采取中止审理或者延期审理的方式,等到疫情结束之后再来处理此期间所形成的积案,对司法人员而言,压力不可想象。从这一角度而言,在疫情形势如此严峻的现阶段,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通过“云”庭审的方式使得案件审判压力得以分担,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理性选择。

(二)“云”庭审过程中的权利保障以及案件类型选择

基于前述诸多理由,可以知道,对疫情防控期间的刑事案件一律采用中止或者延期审理的方式,会带来诸多不利后果,通过“云”庭审方式处理案件反而是更加顺应时代背景的选择。但是,即便基于这些理由,依然还有观点提出疑虑,认为“云”庭审使得各方主体“隔空”参与到庭审之中,法庭审理过程中举证质证环节、辩护环节的效果或恐难以充分保障,比如“当事人对远程视频的接受程度、熟悉程度以及操作技巧,均可能对其举示证据的能力与效果造成影响”。这就会给案件事实查明以及准确定性留下错误隐患,以致于当事人权利保护的目的难以实现。

对此,笔者认为这一疑虑不无道理。对疫情期间的所有案件一律中止或者延期审理显然存在诸多不利,当然,考虑到案件处理的难易程度不同、被告人是否认罪认罚的情形也不同,为充分保障举证质证环节的当事人权利,以及保证被告人能得到充分辩护,以便查明事实真相、准确定罪量刑,采用“云”庭审进行案件的处理也有必要区分案件的类型。

首先,对于庭审活动相对比较简单,在庭审过程中无需当事人进行过多陈述,且犯罪事实清楚,控辩双方也并无实质性争议的案件,采用“云”庭审的方式是能够保证案件审理的公正性的,对于此类案件可以尽量适用“云”庭审,以配合疫情防控的要求。整体上而言,这类案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一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且被告人认罪认罚,依法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二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且被告人所犯罪行可能判处刑罚不超过三年的案件;三是进行判决宣告;四是实质性诉讼活动均已完成而延期审理、中止审理的情形,在恢复庭审后无需再进行举证质证或者控辩双方对证据事实无争议的案件。对于以上案件类型,以“云”庭审的方式开展诉讼活动是完全可行的。

其次,为充分保障司法的公正性,维护当事人在诉讼期间的合法权益,“云”庭审的案件范围也有必要划定适用的“禁区”,在鼓励“云”庭审开展诉讼活动以提升诉讼质效的同时,也要注意对那些相对复杂的案件把好适用的关卡。原则上来说,对于那些事实复杂、举证质证过程比较繁杂的案件;被告人不认罪认罚的案件;控辩双方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的三性以及法律的适用问题存有实质性争议的案件;抑或是涉及到未成年人、盲、聋哑人或者多被告人的案件,则不适宜于采用“云”庭审的方式。

(三)对“云”庭审背离诉讼亲历性观点的否定及论证

学界还有部分论者试图以“云”庭审背离诉讼亲历性的观点来表达对“云”庭审的疑问。在该观点看来,由于刑事案件都是涉及到犯罪的案件,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人身财产权利,也关系到受害人权益的保障以及公道的实现,查明事实真相、严格适用证据规则不论对于哪一方主体来说都显得尤为重要,这就要求刑事案件的诉讼活动必须强调亲历性。而采用“云”庭审的方式进行案件的审理,法院、检察院、辩护人、被告人这几方主体有可能均处于不同的物理空间,或恐背离了司法亲历性的原则。对此,笔者是持否定观点的。

首先,从文义解释的层面,“亲历”强调的是当事人对诉讼活动的“亲身经历”,“亲身经历”并不等同于必须在一个物理空间内进行“面对面接触”。虽然“云”庭审的方式与传统面对面的庭审有所差异,参与“云”庭审的各方诉讼主体可以处于多个物理场景之中,但都借助于网络信息技术以一个“云”法庭的形式将各方主体联系到一个共同的事件中来,都在“亲身经历”着同一个过程,只不过这种“面对面”与“亲身经历”是以远程视频的形式来加以实现。就目前网络信息技术的水平来看,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极大地拓展了人们交流的空间,得益于现代信息技术,法庭的形式也以同步视频影像以及声音传输技术得以延伸。处于不同物理空间的诉讼主体可以做到在一个“云”法庭上、几个不同的物理场景中,进行声像信息的同步交换,以实现同步交流,这与诉讼主体亲自来到现场进行面对面的诉讼活动并没有本质区别。而且,根据前文对“云”庭审适用案件类型的界定,一般“云”庭审适用于简单案件,这些案件事实清楚,举证质证并不繁琐,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也并没有实质性的争议,整个审理过程并不需要过多的口头辩论以及陈述,因此,对这类案件在必要的时候(比如此次的疫情防控背景)以“云”庭审的方式来保障诉讼主体参与到诉讼当中,符合亲历性的要求,并不会对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其次,还有论者以直接言词原则为观点支撑,来论证“云”庭审的非亲历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0条之规定,审判长应当查明当事人是否到庭。而“云”庭审使得当事人未能“亲历”到法庭之中,这直接推翻了刑事诉讼直接言词原则的重要基础,而直接言词原则又是庭审亲历性的重要表现。为此,按照这个逻辑,有论者认为“云”庭审的非亲历性不言自明。对此,本文前述的观点也能对其进行反驳,所谓“亲历”并不等同于必须在一个物理空间内进行“面对面接触”。除此之外,从直接言词原则的本质精神来讲,直接言词的本质并不是要求被告人、证人等亲自来到法庭之上,重点是在于要求被告人、证人等以言词的方式亲自向法庭进行陈述,强调的是口头陈述以及当面陈述。而口头陈述以及当面陈述并非一定要求进行面对面的接触,身处不同的物理空间,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也能够实现被告人、证人等的亲自、口头陈述。从这一层面上来说,“云”庭审并未突破刑事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反而是顺应现代信息化技术高速发展背景下刑事诉讼活动的产物,契合直接言词原则的实质精神。

其三,“云”庭审也是建立在事实查明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定罪量刑活动,“云”庭审并不意味着诉讼主体各方完全自我“隔离”,采用“云”庭审的“线上”方式进行审判活动并不意味着“线下”不做任何工作。比如,近日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便在以防疫为中心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无纸化办公”流程,对一起湖北籍犯罪嫌疑人涉嫌投资诈骗案进行了远程提审,并予以批准逮捕。但为了确保提审全程安全有效,法警还是需要实地前往看守所,在讯问结束之后,打印远程传输过来的笔录,并指导犯罪嫌疑人进行笔录的确认、签字等工作,最后将相关法律文书带回交由承办检察官。出于办案的实际需要,即使是在疫情防控期间,司法工作人员甚至也可以在确保防护措施安全的情况下,前往羁押场所进行讯问等工作。而这里我们所说的“云”庭审、“无纸化办公”,其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降低在诉讼活动开展期间因为人员聚集所带来的疫情传播风险,尤其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传统的面对面庭审会使得所有诉讼参与人甚至被告人、受害人的家属均聚集到审判场所,显然不符合当前疫情防控的要求。为此,“云”庭审采用的“线上”形式,旨在强调疫情防控背景下减少风险扩散的同时,开展及时高效的司法;其并未排斥公正司法前提下出于办案实际需要的一切接触,依然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依然是对被告人犯罪事实查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进行的诉讼活动。

(四)后盾与保障:建构“云庭审”技术标准

由于“云庭审”的实现必须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这就涉及到如何确保“云庭审”的顺畅性、安全性等技术性问题。不可否认,在“云庭审”的实践过程中,确实存在画质不清、数据传输不畅、诉讼当事人不熟悉操作等情形,以致于出现“庭审一小时”而“网络调试(或者教诉讼当事人操作流程)几十分钟”的尴尬局面。这一问题如果未能得以及时解决,对“云庭审”所有利好的论证都将因为失去技术支持而化为“泡影”,不但诉讼效率未能提高,反而会因为网络不畅而中断庭审等问题使得审判失去了严肃性,不利于人们对于庭审的公正感的获得。尤其在面临诸如疫情等重大公共危机,为了减少人员聚集带来的交叉感染与病情传播,而又使得“云庭审”的形式尤为必要的情况之下,有必要及时建构“云庭审”的技术标准,以保证“云庭审”的公正性与严肃性。

首先,“云庭审”并非仅仅是对当事人在数个物理空间内的视频系统的简单对接,法庭的建设、技术的后盾保障、硬件的配置等等,都必须“遵循严格标准,破除技术条件对司法公正的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远程视频询问室建设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远程视频庭审室的设备应当配置专业软件、高清模式,从而确保“云庭审”的画质和音质效果。除此之外,为了保证庭审的严肃性,采用“云庭审”方式审理刑事案件的“云法庭”也必须符合法庭建设的一般要求,保证法庭视线良好,不得放置无关物品,要保证诉讼各方主体虽然身处不同的物理空间但依然能从线上看到法庭及各方主体的全貌,充分利用多点位多角度的音频视频采集装置,严格遵循技术标准,从而给被告人营造与日常严肃严明的法庭庭审无异的“真实感受”,以避免法庭严肃性的削弱。

其次,考虑到诉讼参与人对“云庭审”的接受程度与操作熟悉程度存在差异,也为了避免司法者为了一味追求效率而使得线上“面对面”庭审时忽略了当事人的权利,有必要赋予诉讼参与人对违反“云庭审”技术标准与损害当事人诉讼权利情形的救济权利。在“云庭审”之前的送达阶段,如果经过询问与了解,发现根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云庭审”接受能力的实际情况,确实不宜运用此种形式的,或者被告人及辩护人明确表示不同意并且有正当理由的,一般不宜适用。如果存在以上情形依然选择适用了“云庭审”,导致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诉讼权利受到损害,其有权提出异议。在“云庭审”阶段,一般情形下,庭审一旦开始,不宜随便中断;但如果出现画质、音质不清等情况,难以确保被告人、辩护人等在庭审过程中的清晰表达或者准确理解,以致影响了庭审效果的,法官就应当及时主动地中止或者终止“云庭审”,被告人、辩护人或者检察机关也有权提出中止(终止),申请转为传统庭审方式审理;如果法院在应当中止(终止)的情形而未及时中止(终止),或者被告人、辩护人或者检察机关提出中止(终止)而法院不采纳,则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享有上诉的权利,检察机关有权抗诉。

最后,鉴于技术标准的建构以及落地施行需要时间,而目前疫情背景下“云庭审”又确实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为解决近期亟待解决的问题,建议在庭审开始前,比如在之前的送达阶段,就应当及时告知并确保被告人及辩护人能熟悉并操作“云庭审”系统及流程,如果被告人确实接受能力有所欠缺,有必要赋予其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由熟悉“云庭审”操作的法律援助律师为其提供服务与帮助。在技术细节上,“云庭审”的设备维护、软件运用、庭审前对设备的反复调试及检测等,需由技术人员专人专门负责,以实现庭审前对当事人的操作告知、设备调试检测,庭审中对整个庭审过程的监控以及庭审后对整个庭审流程的核查的全流程技术支持与保障。此外,建议“云法庭”的数据传输服务可以由多家通讯公司提供支持,目的在于避免当只有一家通讯公司提供数据服务的情况下,一旦出现设备故障便使得庭审难以开展的情形发生,有利于形成故障处理的多套预案。

四、结语

综合以上论述,以现代网络信息技术为支撑,通过“云”庭审的方式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有着坚实的理论根基和现实必要性。尤其在当前疫情形势严峻的背景之下,采用“云”庭审的方式以降低诉讼期间因人员聚集所带来的疫情扩散风险,是疫情防控期间的理性选择。另外,将现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到刑事审判工作之中,是现代信息化建设的应然产物,建设“智慧司法”是司法便民的体现。当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确实也存在着技术层面的障碍,但只要在严格的技术标准的建构与后盾保障下,实现庭审前、庭审中以及庭审后的全流程技术支持,并赋予当事人以救济权利,“云庭审”依然可以成为司法实践中值得我们不断探寻完善并提倡的一片“蓝海”。因此,在确保公正司法的前提之下,充分挖掘现代信息化技术的智能辅助功能,使得现代信息化技术为“司法”所用,将大大提高司法效率,有利于提升司法工作质效,也值得在今后的司法工作中鼓励运用与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