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民法典时代共同遗嘱的理论构造》

来源:中国民商法律网 编辑:李翻 审核人:申末娥 发布时间:2021-01-14

遗嘱继承作为传统民法中解决个人财富代际传承的工具,与夫妻共同财产制以及父母一方去世时不分家析产的传统习惯交织在一起,使得夫妻共同遗嘱在实际生活中普遍存在,相关法律纠纷逐年递增。1985年《继承法》对夫妻共同遗嘱未置一词,司法层面虽然总体采取了宽容态度,但在具体问题上裁判意见相当混乱。共同遗嘱在《民法典》中仍付诸阙如。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汪洋副教授在《民法典时代共同遗嘱的理论构造》一文中,从民事法律行为理论、条件理论、后位继承及居住权制度等角度,探讨民法典时代我国夫妻共同遗嘱的功能实现及其理论构造。

一、作为争议问题的共同遗嘱

广义的共同遗嘱指二人或多人在同一文件上合立的遗嘱,包括形式意义的和实质意义的共同遗嘱。实质意义的遗嘱为狭义的共同遗嘱,核心特征为双方死因处分的关联性,一方因另一方设立特定内容的遗嘱,才相应地作出终意处分,通常分为相互指定型遗嘱、共同指定型遗嘱、柏林式遗嘱和“相关遗嘱”四种类型。

立法上,我国1985年《继承法》未规定共同遗嘱,1999年《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关于监护人与被监护人订立或变更共同遗嘱不应予以公证的复函》曾明令禁止公证处办理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共同遗嘱公证。2000年《遗嘱公证细则》第15条被视为间接承认了共同遗嘱的效力。学理上,有观点主张承认共同遗嘱,亦有观点认为共同遗嘱应被禁止,二者均有理论依据。承认共同遗嘱的立法例通常仅限于夫妻订立的共同遗嘱,以婚姻关系实质存续为前提,因为唯有夫妻之间契合设立共同遗嘱所需的信任程度、共同财产以及共同的受益人——子女。

二、民事法律行为视域中的共同遗嘱

(一)共同遗嘱的法律性质:各自独立的死因处分+条件

法律行为分为生前行为与死因行为。死因行为即死因处分,指被继承人针对死后遗产作出的安排,在被继承人死亡时生效。无论共同遗嘱形式上是否记载于一份文件,实质皆为夫妻分别针对自己的遗产所作的死因处分,各方的死因处分只能针对该方自己的遗产。因此,共同遗嘱在内容上是两个独立的单方法律行为。各方死因处分的“关联性”或“相互依存性”则通过“条件”这一法律行为理论中的工具得以实现。

受到条件限制的只是法律行为所欲达到的效果,并非法律行为是否生效本身。附条件法律行为是否成立和生效,取决于法律行为本身的成立和生效要件是否齐备,与条件并没有关联。在共同遗嘱中,死因处分自该方死亡时便生效,但条件未成就时不发生特定的法律效果。

死因处分与以死亡为条件的法律行为的区别在于,死因处分是被继承人就其财产所进行的死后始生效力的给予,法律关系于死亡之时才形成;反之,以死亡为条件的法律行为,法律关系已于法律行为实施之时成立,该法律行为可以是生前行为,也可以是死因行为,后者最典型的就是柏林式共同遗嘱(死因处分+以死亡为条件),即夫妻一方作出的死因处分上附有另一方死亡为内容的停止条件,死因处分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生效,于另一方死亡时产生相应法律效果。

对于共同遗嘱是否可以附解除条件这一问题,共同遗嘱的死因处分若以另一方死亡为解除条件,则死因处分于被继承人死亡时生效并产生法律效果,但效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另一方死亡时解除条件成就,相应法律效果自动终止并恢复至原来的法律状态。

(二)附条件与否须符合关联性认定

共同遗嘱的实质特征是双方于遗嘱中的意思表示具有关联性。“关联性处分”是对多个死因处分之间关系的描述。依条件理论,关联性处分把双方紧密联系的处分动机这一事实状态,通过“条件”这一私法工具,在法律效果层面相互依存。先死亡一方死因处分的生效,以生存配偶撤回其死因处分为解除条件。

实践中的难点在于条件是否存在即关联性处分的认定,需要通过意思表示解释来确认。解释时应依照社会生活经验而非形式逻辑来考察遗嘱所涉各方的利益状态与身份关系。首先,在相互指定型遗嘱中,夫妻各自的死因处分互相使对方受益而存在关联性。其次,柏林式遗嘱附有两个停止条件和解除条件,夫妻一方指定配偶为(先位)继承人与配偶指定子女为最终受益人之间是否具有关联性,需考量子女是否为双方共同生育、与非生育方是否构成亲近关系等因素。最后,在共同指定型遗嘱中,夫妻的死因处分指向相同的第三方,夫妻之间没有因各自死因处分而存在利益往来,除非双方明确表示以对方不撤回死因处分为解除条件,否则推定为各自处分不具备关联性。

(三)共同遗嘱中关联性处分的撤回

订立共同遗嘱的夫妻均在世时,各自死因处分尚未生效,可以协商一致撤回、变更或重新作出共同遗嘱,也可单方撤回共同遗嘱中己方的死因处分,通知另一方即可。一方死亡后,生存配偶可任意撤回单独处分,也可以撤回关联性处分。

由于遗嘱确立最后意思的自由是不可让渡的,它不仅能够平缓对死亡的焦虑,也能帮助年老者维系其社会关系和情感,这种包含意志和情感的人格利益,决定了夫妻不可以预先约定放弃遗嘱撤回权。协调共同遗嘱中的撤回自由与信赖利益,并非必须采取禁止撤回的方案。对先死亡一方信赖利益的保护体现在,当生存配偶撤回死因处分时,解除条件成就,先死亡方关联性处分的法律效果自动终止,相关遗产溯及适用法定继承。

(四)作为要式行为的共同遗嘱

只要夫妻一同前往公证处办理遗嘱公证,充分表达了共同订立遗嘱的意愿,内容一致或具备关联性,无论形式上是共立还是分立,皆应当认定为采取公证遗嘱形式设立的共同遗嘱。

自书形式的共同遗嘱多采取一方书写、另一方签名或盖章的做法。书写遗嘱一方通常成立有效的自书遗嘱;签字盖章一方能否成立有效的代书遗嘱,取决于订立过程是否满足两个以上见证人等形式要求。

《关于审理继承纠纷案件若干疑难问题的解答》第19条将共同遗嘱分拆为自书遗嘱与代书遗嘱,维持了遗嘱形式强制的要求,同时对代书遗嘱的要件采取了更宽松的态度,使多数共同遗嘱被认定有效。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录音录像遗嘱、打印遗嘱与危急情形下的口头遗嘱均需要两个见证人在场等要件。只要共同遗嘱满足了打印遗嘱形式规定的要件,应认同其效力。由于录音录像形式的共同遗嘱和口头遗嘱无法保证遗嘱人口头语言表达上是否清楚明确,见证人是否了解共同遗嘱的法律特点、是否知晓夫妻双方关联性处分的意思表示,夫妻意思表示是否一致难以判断,应当予以排除。

三、柏林式共同遗嘱中后位继承的功能实现与路径选择

(一)传统理论:合并模式与分离模式

在柏林式遗嘱中,先死亡一方的遗产有合并模式与分离模式两种流转路径。合并模式是指,一方死亡时,生存配偶成为完全继承人,先死亡一方的遗产被生存配偶继承后成为其个人财产的一部分,当生存配偶死亡时,双方指定的最终受益人才能继承该方遗产。分离模式是指,夫妻相互指定后死亡一方为另一方的先位继承人,同时共同指定第三方为后位继承人。

两种模式的区分关键在于生存配偶处分权限的大小。在合并模式下,生存配偶为完全继承人,可以通过生前行为任意处分继承的遗产;而在分离模式下,生存配偶作为先位继承人,在后位继承开始之前,虽然名义上继承了遗产,但仅仅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受到严格的处分限制。采取何种模式取决于立遗嘱人意愿,意愿不明确时需进行意思表示解释,宜采合并模式作为推定规则。

(二)需区分继承期待权与条件未决期间的期待权

在分离模式下,一方死亡导致继承开始,先位继承人即配偶是遗产所有权人,有权处分遗产所属标的。但为了保护后位继承人的利益,学理上将后位继承人在后位继承发生之前所享有的权利称为期待权。后位继承人享有的权利并非继承权层面的期待权,而是条件理论层面的期待权。一方死亡后,作出的死因处分生效,后位继承人同样属于继承人,继承权性质从继承期待权转变为继承既得权,只是该继承既得权上附加的条件尚未成就,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果。既然是继承既得权,后位继承人可以接受或放弃,无需等到后位继承条件成就。条件未决期间,后位继承的法律地位具有经济价值和资本属性,可以被继承、转让、担保或保全。

(三)现实可行路径:生存配偶居住权+后位继承人所有权

先位继承人受到法定债之关系以及诸多处分限制,与其作为遗产所有权人的地位不符,权利内容上趋同于用益权。鉴于《民法典》仅增设了居住权而未规定用益权,用益权与居住权在传统民法上都属于人役权,二者结构相似,居住权衍生自用益权,但居住权内容更狭窄,仅指在他人房屋上居住的权利。实务中,共同遗嘱所涉对象绝大部分为不动产,因此在解释论上,“生存配偶享有居住权+后位继承人享有所有权”是民法典时代实现后位继承功能的可行路径。

四、结论

共同遗嘱是夫妻分别针对自己财产所作的死因处分,性质上属于两个独立的单方法律行为,死因处分之间通过条件而具备关联性,条件未成就时死因处分生效但不发生特定的法律效果。满足关联性认定的实质意义的共同遗嘱有相互指定型遗嘱与柏林式遗嘱,不包括共同指定型遗嘱。夫妻一方死亡后,生存配偶可以撤回关联性处分,夫妻不得约定预先放弃撤回权。撤回效果是先死亡方关联性处分的法律效果自动终止,相关遗产溯及适用法定继承。柏林式遗嘱宜采合并模式作为推定规则,在分离模式下则需区分继承期待权与条件未决期间的期待权,后位继承人享有附加条件尚未成就的继承既得权。条件未决期间,先位继承人受法定债之关系以及诸多处分限制,权利内容更趋同于用益权而非所有权,民法典时代的可行路径是“生存配偶享有居住权+后位继承人享有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