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5日，为适应抗战形势需要，晋察冀边区高等法院随边区政府迁驻五台县，驻地位于五台县奶奶庙。在此期间，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法院组织条例》，确立了三级司法体系。
1940年4月9日，晋西北各界宪政促进会在山西兴县成立，这是中共在抗战时期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大会通过《晋西北宪政促进会宣言》，主张实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民自由、推行普选，并选举续范亭为会长。该会积极推动晋西北"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为1941年《晋西北施政纲领》的制定奠定基础，促进了根据地民众政治参与，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1940年1月，山西省政府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设立司法处，作为晋西北地区的最高司法机关，也是晋绥边区高等法院的雏形。1942年10月，晋西北临时参议会通过《对于巩固与建设晋西北的施政纲领》，决定成立晋西北高等法院:同年11月，该法院在兴县赵家川口村正式成立。1943年11月，随着行政公署的更名，法院改称晋绥边区高等法院。该法院是唯一全程扎根于山西的高等法院。1942年至1949年间，法院共审理案件1678例，有效保障了晋绥边区的政权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维护了根据地的经济社会秩序，并推动了对敌斗争的深入开展。
晋西北临时参议会领导机构于1941年8月在兴县西坪村成立。1941年8月22日，晋西北行政公署召开第三次行政会议，通过召开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的建议。同年11月1日，晋西北临时参议会筹委会召开会议，通过临时参议会参议员选举办法和组织条例，推选续范亭、林枫、武新宇、甘泗淇、阎秀峰为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续范亭为主任、林枫为副主任、武新宇为秘书长。经过一年多紧张的筹备工作，1942年8月如期选出参议员，为晋绥边区首届临时参议会的胜利召开打下坚实的基础。
1941年4月，为进一步强化司法体系建设，巩固边区政权，晋绥边区高等法院在兴县设立晋绥边区监狱。边区监狱集中承担起执行徒刑的重任，使得边区在刑罚执行环节有了更为专业、系统的管理机构。1949年初，边区监狱改编为晋西北监狱。1950年1月，迁至汾阳，称为山西省监狱汾阳分监狱。
1945年平定(路北县，贯彻执行《太行区民刑事调解条例》。根据规定，凡土地、婚姻债务、继承、劳工等民事纠纷，均应进行调解除特殊规定外，刑事审判之前，刑事案件也应”先行调解。调解的顺序是先由村里调解，调解不成再向上一级政府申请调解。若调解无效则依法判决。
1941年9月在左权县会里村正式成立。它既是晋冀鲁豫边区的最高审判机关，也是该边区的司法行政机关。其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民主政府的各项法令，镇压破坏抗日的反革命、汉奸、地主恶霸和其他敌对分子，保护人民合法财产。成立伊始，下设司法行政处、检察处、民事法庭、刑事法庭、书记室、看守所等。1942年5月，为帮助解决县、专署积压的案件，在各地设置流动法庭，直接受理一、二审纠纷案件。1943年1月高等法院迁注河北省涉县北原村，1943年2月进行了精简，取消了民事法庭、刑事法庭、检察处和看守所，合并成为审检处、行政处和教育处三个部门，并将某些职权交由专署、县两级司法机关行使。1945年春，迁驻河北省涉县弹音村，同年12月迁驻河北省武安市午汲镇。
1941年7月在左权县(时称辽县)召开的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合，通过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首次系统确立了"三三制"民主政权组织形式，为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
抗日战争期间太行区法院在抗战前线承担了重要的审判任务，审理刑事案件35313件，在锄奸反特斗争中惩处汉奸一万余人。
位于洪洞县衙西南角，始建于明朝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1984年复原重建。是我国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明代县衙监狱，也是现存最早的监狱，1959年被列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北京名妓苏三在明正德年间被囚禁于此而闻名。监狱总面积610平方米，由普通牢房、狱神庙、死囚洞、虎头牢、丈八墙、苏三井等组成。该监狱的布局是研究我国封建社会官衙监狱规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唐诰》西周统治者诰命唐国(后来的晋国)开国君主唐叔虞的治国大经大法。《左传·定公四年》载:“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唐诰》是唐国的第一部法津，其基本精神和原则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之后，唐国、晋国又制定唐叔之法、士篇之法、郭偃之法、被庐之法、赵宣子之法、范武子之法、范宣子刑书等。
侯马盟书即盟誓辞文，出土于侯马晋国遗址，共有5000余片，尺寸最大的长32厘米，宽近4厘米，小的长18厘米，宽不到2厘米。侯马盟书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以赵氏家族为首举行盟誓活动的约信文书，是中国首次出土的可与文献相对应的盟誓资料，对研究古代中国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等具有重要意义。
《法经》战国时期魏国李悝制定。在总结成文法经验的基础上，考察各国法津，结合魏国国情，制定的魏国的基本法典。共《盗法》六篇:《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确立了后世刑法典的基本内容和体例。
刖人守囿车，出土于闻喜县上郭村西周墓地，展现了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高趋水平，是西周晚期青铜艺术精品。其车门旁站着一个没有左脚、拄着拐杖的人形象，印证了西周时期""这种酷刑的存在。《周礼秋官·掌戮》记载"月者使守囿"。这件文物与记载相吻合，成为我国古代刑罚发展史上一件重要见证物。
北魏孝文帝（467—499年） 名拓跋宏，又名元宏，平城（今大同平城区）人。北魏著名的改革家。他的政治经历可分为亲政前后两个时期。其亲政前的主要活动是平城改制。改革主要从三方面入手：首先是改革官吏分配制度，改班赐制为俸禄制；其次是改革土地所有制，改计口授田为均田制；最后是改革地方政权组织，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其亲政后进行的社会改革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建立与汉族相适应的士族制；其二是进行法制建设，首先以礼律并重、务从宽仁、民命尤重为指导思想，制定太和新律，并以此指导司法；其次在官员选任上“选才不拘族”，制定了相关的考核制度，进一步学习了汉族的各类典章制度。
邢抱朴（生卒年不详） 辽代西京道应州（今朔州应县）人。刑部郎中邢简之子，辽圣宗时期的重要辅臣。历任政事舍人、礼部侍郎、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参知政事等职。公元991年，奉命赴南京（今北京市）处理积案，因公正判决，受到辽圣宗嘉奖。因枢密使韩德让推荐，巡察考核各道守令，对官员或以贬斥，或以提升，因此，大得人心。后再赴南京，审理长期不决的案件，无一人冤屈。《辽史》载：“邢抱朴甄别守令，大惬人望，两决滞狱，民无冤滥。”任翰林学士时与室昉一起编修了《皇朝实录》二十卷。
王家屏（1535年—1603年）字忠伯，号对南，明代大同府山阴县（今大同山阴）人，祖籍太原。明代著名政治家，在雁北地区民间以“王阁老”相称。官至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他忠心不阿，坚持公理，直言敢谏，不贪权武断，“推诚秉公，百司事一无所扰”；恪尽职守，“每议事秉正持法，不亢不随”；明史列传中评价其“性忠谠，好直谏”。有《王文端公集》和《复宿山房文集》传世。
高汝砺(1154一1224年) 应州金城(朔州应县)人，字岩夫。金朝大臣。早年考取进士，从地方官做起，承安元年(1196年)直升京师，进入中央权力机构，先后任职尚书省、陕西河北转运使、户部尚书、副丞相、右丞相，并被封为寿国公。历经世宗、章宗、宣宗和哀宗四朝，基本上参与了金朝中后期大部分时间的治国理政。他历官46年，任相10余年。为政期间，在改革钞法、惩治贪腐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金史·高汝砺传》对他的评价是:"禔身清慎，练达事宜”，“为人慎密廉洁，能结人主知，然规守格法，循嘿避事，故为相十余年未尝有谴诃。
张翰（1161—1215） 字林卿，忻州秀容（今忻州忻府区）人。金朝重臣，历任户部主事、监察御史、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等职。公元1188年中进士，调任隰州（今隰县）军事判官后，有人诬告一家兄弟三人抢劫，三兄弟随即被捕入狱。他微服暗访，查明事实，为兄弟三人洗清冤屈，讨回公道。曾向金宣宗奏陈强本、足用、防乱、省事、推恩五事，多为宣宗采纳施行。他为官清正廉明，敢于直谏，政绩斐然。
徐继畬（1795-1873年）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代州五台（今忻州五台）人。晚清名臣，学者，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官至福建巡抚、总理衙门大臣，并为首任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其为官清廉，以民为贵，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曾说:“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又说:“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养。”《瀛环志略》是徐继畬著述生涯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书中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对华盛顿给予了极高评价，给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及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重大影响。著有《古诗源评注》、《退密斋时文》、《退密斋时文补编》等，大部分著述都收入《松龛先生全集》中。
何荣祖(1221-1299年) 字继先，祖籍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元代政治家、法律学家。官至中书右丞。其成就主要表现在立法与执法两方面。立法上，他奉诏编成元最早的法典《至元新格》，内容包括公规、治民、御盗、理财等10类。后又编成《大德律令》。曾请求将提刑按察司改为肃政廉访司。执法上,处事果断、察奸辨枉、刚直不阿、不畏权贵。重臣帖木刺思诬告李唐卿纵容造反者，致使李唐卿等数十人入狱,此案久拖不决。他与左丞郝祯、参政耿仁杰共同审理此案，最终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李允则（953-1028年）字垂范，并州盂县（今阳泉盂县）人。北宋官吏，勤政惠民，以民为本。在知潭州期间，曾取官竹借民建屋，使民安居乐业；减免课税，取国库粮，先赈后奏，救民于饥馑之中。他“不事威仪，间或步出，遇民可语者，延坐与语，以是洞知人情”。每当“讼至，无大小面讯立断”；善于理政，胸有谋略。“在河北二十余年，事功最多”，其规划建设的防御体系，既巩固了边防，又改善了当地生活环境。为官多年，清正廉洁，却“身无兼衣，食无重羞，不畜资财”。明末清初学者彭孙贻赞誉：“宋之边帅，以李允则为第一”。
白居易（772－846年） 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唐代著名诗人，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主张“刑礼道迭相为用”，"理大罪，赦小过”，宽猛适中，坚决废除肉刑，使得“刑罚以清"。“法令贵一、自上行之”的观点，体现了高位之人遵守法律的垂范作用;“慎选司法官吏”及“悬法学为上科”的主张，就是强调司法人员选用在治理国家时重要意义。
张佩芳(1732一1793年) 字荪圃，号卜山，原籍平定上城人，后迁居大阳泉村(今阳泉市郊区)。清乾隆时期名臣，历任安徽歙县、合肥知县，寿州(今安徽寿县)、泗州(今安徽泗县)知州。在任期间，兴建书院，修筑社仓，公正处理疑难案件，惩办地方豪强，深得百姓拥戴。著有《陆宣公翰苑集注》二十四卷、《平定州志考误》一卷、《翕县志》一卷、《黄山志》一卷、《公余杂谈》三十卷、《社仓考》一卷、《春秋世系》和《榆关考》等。
狄仁杰 (630 -700年)，字怀英，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唐代杰出政治家。其政治功绩在唐高宗和周武两朝各自不同。高宗时期，其任掌管刑法的大理寺丞时，执法严明、刚正廉洁，所判案件近两万件而无一人上诉伸冤；任侍御史时，恪尽职责、甚至犯颜进谏，纠劾百官。周武时期，任地官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为妥善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匡扶唐室、选贤举能做出了重大贡献。后出任江南巡抚使，又任豫州刺史，对属下官府死判错判案件，予以审查纠正，使两千余人得救而活命。忠诚正直，历史评价极高。
于成龙（1617年—1684年）字北溟，号于山，山西永宁州（今吕梁方山）人。清初著名廉吏。于成龙善于断案，在任期间巧断“冯婉姑抗婚案”，重审“通海”案件，被百姓称呼为“于青天”；为政清廉，在任两江总督时，“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百姓称其“于青菜”，并提出“勤抚恤、慎刑罚、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的《示亲民官自省六戒》。被康熙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撰写的《于清端公政书》被《四库全书》收录。
武则天（624-705年） 自名武曌，并州文水（今吕梁文水）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她首先注重人才选拔，知人善任。执政时期秉承不计门第、不拘资格的用人思想，增加进士科，首创殿试制度，创设武举，采用各种办法选取人才，重用了狄仁杰、敬晖、姚崇等中兴名臣；重视发展经济，早在“建言十二事”中就提出薄赋敛、息干戈、省力役等主张以保障农业发展；在军事上注重边防，坚持边疆军屯的政策，对边疆开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文彦博（1006-1097年） 字宽夫，号伊叟，汾州介休（今晋中介休)人。北宋时期政治家、书法家。其思想核心是以儒治世，又调和了佛家与道家思想。主张德重刑轻，认为“夫刑者所以辅教，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王任德不任刑”。反对王安石变法，主张“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被世人称为贤相，有《文潞公集》四十卷，《全宋词》录其词一首。
张友渔（1898-1992年）原名张象鼎，字友彝，山西灵石人。中共党员，法学家、政治学家、新闻学家。自20世纪30年代至辞世，始终站在法学研究的前沿，运用新闻媒介为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任宪法修改委员会副秘书长，参与了1982年宪法的起草工作，也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制定做出重大贡献。参与和主持全国人大立法工作十几年，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奉献了毕生精力。另有法学著作《五五宪草批判》、《中国如何实行宪政》、《法学基本知识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若干问题》等。
吴琠(1637-1705年) 字伯美，号铜川，山西沁州（今长治市沁县）人。清朝康雍年间一代良相。经济上，他注重恢复社会生产，发展农业，“抚循招徕，劝开垦，宽赋税。”；司法中，他平反冤假错案而又勤廉正派，“概不究问，开惩其妄奸者，人心大安。”其为促成康乾盛世贡献了毕生精力，是后世学习的楷模。
霍光 (约前134—前68年) 字子孟，河东平阳(今临汾尧都区)人。西汉著名政治家。其治国思想以国家、民生为重。汉昭帝在位期间，霍光瓦解上官桀的政变，并帮助改变盐铁官营等法律制度；汉昭帝死后，在确立新主的问题上，主持废刘贺，立汉宣帝。其忠诚果敢、知人善任的品质为“昭宣中兴”的实现贡献了一份力量。
赵鞅 (?-前458年)，或称赵简子，晋国（今临汾洪洞赵城)人。春秋末年晋国正卿，法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前513年，赵鞅令晋国民共鼓石为铁，以铸刑鼎，上刻“范宣子刑书”。其核心是倡导“法治”，以法作为社会的行为规范。同时，颁布成文法，否定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社会政治。
皋陶 上古时期人物，相传是山西洪洞县皋陶村(今士师村)人。与尧、舜、禹并称为“上古四圣”。曾被舜帝任命为“士”，是我国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大法官。皋陶认为统治者是代天行罚，“天秩有礼”、“天命有德”、“天讨有罪”。史书记载“皋陶作刑”，并以獬豸断狱，追求司法公正，“皋陶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实。”强调“慎刑”、“恤刑”，主张德法结合，“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相传，皋陶制定了我国的第一部《狱典》，且善于治狱，“皋陶造狱，画地为牢”因而被奉为“狱神”。
荀子 (约前313—约前238年) 名况，字卿，赵国（今临汾安泽）人。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集儒家思想之大成，同时批判吸收其他各家学说，形成“隆礼重法”的思想主张人性为恶，因而需要礼法予以矫正，即“治之经，礼与刑”。最早提出“礼法”论，并以此形成精辟的治国理论，为后来历朝历代所奉行的明刑弼教、德主刑辅、外法内需恩威并用等国策奠定思想基础。
鲍宣（前30-3年) 字子都，原籍渤海，后迁居上党长子（今长治长子）。曾任谏大夫、司隶等职。鲍宣为政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在任谏大夫时，奏劾宠臣董贤，以“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民有七死而无一声”为民请命，正气凛然，执法如山。丞相孔光出视辕陵时，随从官吏不行旁道，有违当时律法，时任司隶的鲍宣将该官吏拘捕，车马没收。其后代鲍永、鲍昱均被任命为司隶校尉，后人赞为“三代三司隶，千秋动汉京”。
贾充（216-282年）字公闾，平阳襄陵(今临汾襄汾)人。其仕经曹魏数代，因“甘露之变”为司马氏夺权立下大功，成为西晋开国权臣。公元264-268年，他以《汉律》为基础，为适应社会需要，秉持“宽减”原则对法律体例进行了修改，终成《晋律》这一律令精简，篇章规范的法典。司法实践上，贾充“擅长法理”，主管刑狱时纠正了一些冤案；经济建设上，“务农节用，并官省职”，有利于当时经济的恢复。
晋文公（前697—前628年） 姓姬，名重耳，曲沃（今临汾曲沃）人。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晋国国君，为春秋五霸之一。统治晋国期间（前636年至前628年在位），采取“入务利民”的政策，教民以“信、礼、义”，重建晋国的道德体系。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被庐之法”，以“修唐叔之法”。采用狐偃的建议，主张“信赏必罚”。在执法上，“不辟亲贵，法行所爱”。因能执法严明，赏罚分明，取得了城濮之战（前632年）的胜利，这为晋国称霸中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左传》中评论道：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不失赏、刑之谓也。”他的法律思想对三晋法家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范宣子（?—前547年）本姓士氏，名丐（一作匄），曲沃（今临汾曲沃）人。晋平公四年（前554年），任中军将，执晋国政。前550年，在以往晋国法律的基础上，制定“范宣子刑书”。该刑书是晋国法制史上第一部从国家总法中分离出来的刑事法规，标志着晋国由礼治走向法治，同时对李悝、韩非子等法家人物的思想产生重要影响。
杨深秀（1849-1898年）本名毓秀,号孴孴子，字漪村或仪村，山西闻喜人。清末维新变法人士。在担任令德堂书院协讲时鼓励学生学习改制立法。逢德国武装侵占胶州湾事件，上疏：“时势危迫不革旧无以图新，不变法无以图强。”1898年春，参加领导了保国会和戊戌维新变法运动。变法前夕，他上折请定国是，明赏罚，在百余天中，杨深秀共上奏折计有17件之多。后变法失败，杨深秀被杀，他与另外五人被合称为“戊戌六君子”。
裴政（生卒年不详）字德表，河东（今运城闻喜）人 。隋代著名法律学家，官至散骑常侍、左庶子、襄州总管。裴政审理案件注重证据，论述如何勘断案件的名言，被宋朝人郑克所著的《折狱龟鉴》收录。他参与修撰的我国封建社会最完善的法典《开皇律》，更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法制的一大贡献。
陈廷敬（1639—1712年） 字子端，号说岩，晚号午亭，泽州（今晋城阳城）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为康熙帝师。他勤于政务、尽职尽责，康熙帝评价其为“宽大老成，几近完人”。在法律思想上，认为立法的根本宗旨在于方便百姓，提出“苟有利于民，即于国不利，犹当行之”的主张，且认为“法久弊滋”，因而需“因时制宜”进行变法；针对贪腐之风，上书指出“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失堤防而莫知所止”。所主持编篡的《康熙字典》，收录四万七千余字，是中国当时的字书之最。
李悝（前455—前395年）或称李克，魏国（今运城）人。战国时期法家重要代表人物。曾任魏文侯相，主持变法，是法家的鼻祖。政治法律上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的思想；经济上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籴”的政策，鼓励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在总结各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编成《法经》。后来著名的商鞅变法、吴起变法等，无不受到李悝变法的影响。
柳宗元（773—819年） 字子厚，别称柳河东、柳柳州。唐代河东（今运城永济）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文学家、法律思想家。柳宗元认为“天人不相预”，法律起源于“势”。著名的《驳复仇议》论证了其礼刑统一的法律观；《断刑论》体现了其反对“司法时令说”，主张“赏罚务速”“条其纲纪”“法不阿贵”“明法审全”的执法观。他参加了唐朝历史上有名的“永贞革新”，反对特权，革除弊政。《封建论》则肯定了郡县制的优越性。
卫觊 (155-229年) 字伯儒，河东安邑(今运城盐湖区)人。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魏文帝曹丕、明帝曹叡时期，与王象一起，主持制定魏国的典礼制度。卫觊认为司法官应以刑法为依据，典狱之官应由懂法公正之人担任，主张恢复西汉《九章律》。后魏明帝委人修订律令，制成《新律》18篇，《州郡令》45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共180篇。这些律令的制定，在中国法制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同时，卫觊强调法律教育的重要性，主张设律博士，传授法律，使官吏懂得法律。
司马光(1019—1086年) 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运城夏县) 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和法律思想家，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司马光主张以礼治国，治国要以礼为纲纪；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反对王安石变法；强调治国主要在于择人。他以史为鉴，主持编纂了《资治通鉴》，从历史的成败兴亡中总结治国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