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今山西省新绛县城内的绛州大堂，是古代绛州府的主体建筑，始建于唐代，现存堂体为元代建筑。古代州衙正堂通例为五间，而此大堂独为七间，全国少见。大堂内北壁嵌有古碑一通，为州衙增色，大大提高了这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历史文化含量。

此碑高116厘米、宽70厘米，系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朝散大夫知绛州军州时恪立石，上刻内容为宋第三代皇帝真宗赵恒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御制之《文臣七条》。碑正文为：“一曰清心。谓平心待物，不为喜怒爱憎之所迁，则庶事自正。二曰奉公。谓公直洁己，则民自畏服。三曰修德。谓以德化人，不专尚猛威。四曰责实。谓专求实效，勿兢虚誉。五曰明察。谓勤察民情，勿使赋役不均，刑罚不中。六曰劝课。谓谕下民勤于孝悌之行，农桑之务。七曰革弊。谓求民疾苦而厘革之。”此碑原为州衙所藏，几经流失而复得，传至今世已越千年，后于1984年重嵌于大堂内壁。

《文臣七条》主文十四字，注解八十余字，可谓言简意赅。清心，是说平心待物，不感情用事，各项公务就能合乎法度；奉公，是说做到公道正直、洁身自爱，百姓自然对你会敬畏、佩服；修德，是要以美德感染人，不可对百姓耍威风、使蛮力；责实，是要求凡事求实效，不争虚名；明察，就是要随时了解社态民情，不使老百姓负担失衡、感到施行的惩罚不公正；劝课，就是要教导百姓多做孝顺事，勤于生产劳动；革弊，是要求官员深入了解民间疾苦，清除弊端。

为官之道，首先是做人之道。从政者的个人修养，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百姓祸福乃至邦国兴衰。宋真宗御制《文臣七条》的出发点应当就在这里。

中国自古就有以德治国的思想传统，到汉代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治国理念的施行，德治思想成为主流。历朝历代都把士大夫及各级官吏的个人品德看得至关重要。成书于汉代的《礼记》已经详细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理，把“修身”看作“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必要条件。总结历史兴衰治乱的经验教训，我国古代曾出现过许许多多劝诫官员铭记并严守的类似于上述《文臣七条》的所谓“官箴”，其核心内容显示出相对稳定的思想继承性，都把“修身”看作极为重要的一条。

清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的王士禛在《古夫于亭杂录》中记载：“上尝御书‘清、慎、勤’三大字，刻石赐内外诸臣。”他所说的“上尝御书”之“上”，是指康熙皇帝。而实际上“清、慎、勤”三字官箴并不是康熙的发明。宋代有个诗人吕本中，字居仁，号东莱先生，曾任济阴主簿、起居舍人，官至直学士院，一生著述甚丰。吕氏著《官箴》一卷，共录居官格言凡三十三条，其首条开头便是：“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可能吕本中万万不会预料到，他这三个字竟能够被清朝历代皇帝垂青，在大清官场风光二百年。有证据表明，以“清、慎、勤”三字为官箴，从康熙开始，通行于有清一朝各代，所以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中才会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

历史上比“清、慎、勤”出名更早，备受世人推重的“官箴”还有一条即：“公生明，廉生威。”据考，较早提出此箴者是曹端。

曹端曾任霍州（今霍州属山西省临汾市）学正。其学以躬行实践为务，而以存养性理为大端，对理学重要命题多有修正、发挥，被论者推为“明初理学之冠”。据《明史》记载：“（曹端）为霍州学正，修明圣学。诸生服从其教，郡人皆化之，耻争讼。知府郭晟问为政，端曰：‘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晟拜受。”这可能是“公生明，廉生威”这则箴言的最早出处。时隔百年，到了明孝宗弘治十四年（1501年），才有山东巡抚年富书写、泰安知州顾景祥刻立于泰安府衙的石碑，碑文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据史书载，年富与顾景祥都是一生为官清正廉明之人。

看古时的官箴，字字警策，句句药石，曾经激励和成就了一批又一批清正廉明的大官好官。其思想内容，绝大部分今天也适用。为官为政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仍应致力弘扬，使其发扬光大，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历史上，在包拯、海瑞、况钟、于成龙这类为民请命，伸张正义，勤政廉洁，大有作为的中坚、脊梁不断涌现的同时，穷凶极恶的贪官、碌碌无为的庸官也从来不少，他们里勾外连，沆瀣一气，有时甚至能把朝野搅得乌烟瘴气，左右了朝廷气候。每当想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会追忆起一句话来：还是法治靠得住些。

要提倡德治，依靠法治，遏制人治。

摘自《山西法治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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