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盐池位于黄河东岸，山西西南部的运城地区，也称运城盐池。河东盐和河东盐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仅就史料可考的年代计，古人对河东盐池（亦称解池）的最早开发利用，距今已达4000年以上，从文字记载看，也有3000多年了。历朝历代的盐法律例为盐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此同时，也涌现出诸多为盐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法治人物。自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诸侯瓜分晋国以后，河东地区成了魏国的疆土，河东盐池归其管辖。战国时期，率先变法的是魏国，开始于国君魏文候。魏文候任用李悝等人积极推行改革。李悝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削弱世卿、世禄，选贤任能，实施“尽地力”“善平籴”两项政策和制定《法经》。开发河东盐池，属于“尽地力”“善平籴”的范畴，即要扩大开采，发展运销，供应民食、军需，充实国库。李悝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它的颁布，为盐池生产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法律保障。防御河东盐池周围的盗贼，一直是统治者头疼的大问题。自《法经》颁布，开始捕盗缉贼，威慑四方，社会治安好转，盐池的生产运销秩序得到改善，遂使食盐丰收丰储、盛运盛销。

历史上最著名的清官包拯，对于建立河东盐法，有过重要贡献。据《山西通志》记载：“解州盐法率病民，拯往经度之，请一切通商贩。”

包拯（999－1062），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转运使、陕西转运使、河北转运使、三司使、枢密副使等职。在陕西转运使任上，经管解州盐务，调理得当，官民称颂。仁宗皇佑初年（1049），范祥（任解盐制置使等职，是著名的盐法改革家）改革解盐制度遭到榷禁派官僚何郯等人的反对。时任三司户部副使的包拯在新法的立场上，支持盐钞制，向仁宗帝奏称盐钞法“久而终成大利”。并奉皇命去陕西路视察解盐的改革情形。他会同陕西路转运使魏瓘等人，帮助范祥制定新法细则，使盐钞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包拯视察结束后，向仁宗帝详细汇报了范祥新法的推行状况，强调了盐钞法切于时务，百姓拥护的可行性。他在奏章中讲：“通商新法正在改进，前途可观。只如陕西自有解盐之利，若尽以付与，令置粮草，一二年后可全减榷货务每岁现钱银绢等五七百万贯。”“若仍轻人言横议，不究本末，图目前之利，忽经久之大计，窃恐难以善其后也！”包拯的言正辞严，有力地打击了以何郯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由于他成功的实地考察和极力支持，使仁宗帝坚定了维持通商新法的决心，并明确宣谕，解州盐法仍由范祥依例而行。

正像包拯预言的那样，当盐钞制站稳脚跟后，就以它特定的职能发挥出很大的功效，一年后，关于解盐的财收入多达221万贯钱，两年后，又为国家创收215万贯，皆比改制前的官销时期每年增加盐利收入几十万缗。

包拯在盐钞制危机的关键时刻，挽救和推进了通商新法。嘉祐三年（1058）解盐盐政衰败之时，包拯时任御史中丞，在他的关心和努力下，范祥被再度起用，使解盐商务有了新的转机。包拯的作为无疑代表了河东盐业经济的前进方向，其思想和行为具有历史的进步性，他不愧为永垂青史的一代名臣。